当年的英殖民政府，为了庆祝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在伦敦加冕，于是在1953年，把滨海公园命名为伊丽莎白女王道。此公园就在滨海艺术中心的附近。
Yang Jie 的长椅
沿途还可看见一张以花岗岩制成的的长椅。此长椅非一般长椅。为何？
这作品是新加坡的艺术家 Yang Jie 的杰作，他把长椅称为 All the King’s Men，灵感来自 “新加坡石头” Singapore Stone。
在当时的19世纪时，据说工人在新加坡河口一处 (Rocky Point) 清理树木时，发现了一块大石头——天然的砂岩上刻有一些古文。这或许是记载了13世纪满者伯夷王国时代的史迹。Rocky Point 的所在地大约就在旧的鱼尾狮那里，可是小山丘早已不复存在。
19世纪中的1843年，英殖民政府为了建造浮尔顿堡垒和扩大新加坡河口，毫不犹豫地把这大石头炸开，碎成几块。据说当时有人想要阻止，却来不及，于是把石头的大碎块保存下来。目前这大碎块石头交由新加坡国家博物馆保管。“新加坡石头” 是国家11件历史宝物之一。当中还有出土文物金臂环和戒指、莱佛士画像等等，也都在国家博物馆里。若你有兴趣，可到那里去参观。若对出土文物也有兴趣，我建议过后可到福康宁山去，就在国家博物馆的后面。
艺术家 Yang Jie 原想根据 “新加坡石头” 的原料砂岩来制作长椅，可是因各种因素，只好改用花岗岩。经过时，记得试一下椅子的舒服度，拍张照！
Jeffrey Tan Sayang! Satay Sayang!
陈先生的作品是为了纪念已被拆除的沙爹俱乐部。
在新加坡的20世纪70~90年初左右，那里曾是著名的串烧肉 “沙嗲俱乐部” (Satay Club) 的所在地。
为何串烧肉竟成了 “俱乐部”？
因为新加坡最初的 “沙爹俱乐部” 是在40~70年代左右，在 Hoi How Road (以方言拼出来的路名，现在这条街道已不存在了），地点在美芝路 (Beach Road) 一带，靠近甘榜格南受保留地区。当时有一群爪哇男子，提着扁担聚集在一起卖串烧鸡肉，当起流动小贩，以维持生计。那一带也是新加坡开埠者史丹福莱佛士爵士规划为欧洲人居住的地方。因此，英殖民时期的英国人和欧洲人都非常喜欢这样的烧烤美食，于是以洋化的称法，把一群卖串烧的爪哇人称为 ”沙爹俱乐部” Satay Club！
新加坡后来脱离了英殖民政府的治理，于是规划土地建造高速公路。为了让流动小贩都能申请执照，在干净的环境下售卖食物，政府在滨海公园建造了一个小贩中心。刚巧附近有五棵青龙木为 “地标”，因此那个地区有个福建话的俗称，为 “Gor Zhang Chiu Kar”，直译 “五棵树下”。顾名思义，那里面向滨海美景，是70 至 90 年代初极受欢迎的约会地点——在小贩中心吃了晚饭后，再去散散步，或坐在青龙木树下吹吹海风。
在90年代，小贩中心被拆除了。
几座纪念碑 国家历史古迹
世界大战阵亡战士纪念碑
纪念碑的英文名称为 Cenotaph，来自古希腊文，意思是 “空坟墓”。
建于1922年，当时的英殖民政府为了纪念124名在新加坡居住的欧洲人，在一战阵亡。当中的一位，是设计赞美广场哥特式教堂的法籍神父纳因 (Father Charles B. Nain)，因一战应征入伍，后来在法国阵亡。他的名字，连同其他阵亡战士，都刻在青铜碑上。
纪念碑的上方，Our Glorious Dead，意思是 “壮烈牺牲者”。
建筑师丹尼斯·桑特里 (Denis Santry) 来自英殖民时期著名的双迈事务所 (Swan & Maclaren)。这几家历史悠久，上百年的公司，目前依然存在，位于克里门梭道 UE广场的一座办公楼里。
当年的丹尼斯·桑特里特意以英国伦敦的战争纪念碑 Whitehall 为设计灵感，设计出一座 “姐妹花” 纪念碑。英国的那一座，建于1920年，位于伦敦白金汉宫一带，就在威斯敏斯特修道院不远处的路中央。
新加坡的这一座世界大战阵亡战士纪念碑，18米高，由花岗岩制成。五个台阶刻有战争的年代——1914 年、1915 年、1916 年、1917 年和 1918 年。
上方的皇冠代表英国皇家，因为新加坡曾经是英殖民地。环绕着王冠的，是寓意胜利的月桂花环。在古罗马，月桂花环是颁发给凯旋归来的军队，以表敬意。在纪念碑上，依然以月桂花环表彰这些壮烈牺牲者。
最高处有两个带有青铜狮子头把手。 在18世纪的古罗马，凶猛的狮子象征英勇、威武和韧性。这种狮子头把手在欧洲极受欢迎，也象征阵亡战士的英勇牺牲。
同一个纪念碑，在后侧，则是纪念在二战1939年至1945年阵亡的战士。然而，不同的是，二战的那一侧并没有列出阵亡战士的名字。
纪念碑以4种语言，“他们牺牲自己，我们因此才能活着” 的这一句话刻在纪念碑上。战争的最后两年，1944 年和1945 年，则以二合为一的方式刻在同一个台阶上。
在伊丽莎白女皇道不远处 (须步行五分钟，越过史丹福路)，其实还有个61米高的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无独有偶，由同一个建筑师丹尼斯·桑特里设计。1942年2月15日是新加坡的沦陷日。那3年多的日治时期，对新加坡的伤害很大，包括土生华人。纪念碑是在1967年，新加坡沦陷 25 周年纪念日之际，由建国总理李光耀开幕。
读者也可到那里去看看，或到新加坡东部的樟宜礼拜堂与博物馆参观。那里展示了战俘们当时如何度过日治时期的苦难日子。
陈金声喷泉
陈金声在新加坡19世纪的开埠期间 (1820 年代)，从马六甲前来新加坡经商后致富，成为华人社群的领袖，并积极办教育等——他先后协助创办了陈笃生医院、天福宫里的崇文阁，以及厦门街的翠英学校。
当中，陈金声最著名的贡献是，在19世纪中的1857 年，慷慨捐赠了1万3000元，给英殖民政府作为解决水供问题的费用。在那时期的新加坡，食水供应大多是靠井水。人们到处凿井，有些人甚至以贩卖井水为业，清晨用牛车运水、卖水——因此得名牛车水。在国外，华人聚居的地方通常称为 “唐人街”，然而在新加坡，我们则称 “牛车水”。这个地方名，反应了19世纪，新加坡食水供应的情况。一到了旱季缺水，人民的生活就苦不堪言。因此陈金声的慷慨捐赠，是解决水供的第一步。
位于新加坡的中部，麦里芝蓄水池是新加坡的第一个蓄水池，因陈金生生前极力促请英政府做出决定，终于有了第一个蓄水池，称为蓄水塘 (Impounding Reservoir)，后来经过增建改建，包括更名，成了今日的麦里芝蓄水池，是学校用来进行划独木舟比赛的地方，让新加坡的下一代能爱上水上活动，从而珍惜水资源。
此外，在新加坡河的上游，有两座 “爷孙桥” ——金声桥和若锦桥 (陈金生的长孙)。
陈金声是土生华人，他的玄孙媳，曾秀琴（Alice Tan）在去年2023年捐赠了500多件土生华人的瓷器给新加坡国立大学博物馆。若读者对土生华人文化有浓厚的兴趣，可到那里去参观。新加坡还有一个土生文化馆，里头的展品包括其他的土生族群的介绍，例如19世纪的兴都教印度族群与马来族群联姻，他们的后裔称为土生齐智人 (Chitty Melaka)。信仰回教的印度族群与马来族群的后裔，则称为土生爪夷 (Jawi Peranakan)。
林某盛纪念塔
林谋生是承包商林路的长子，年少时跟随父亲林路从福建南安到新加坡来。父亲是颇有名气的建筑商，为英国殖民地政府建造维多利亚纪念堂。后来在1929年，林谋盛的父亲去世后，他便接管家族生意，也曾经是新加坡中华总商会董事。林某盛生前是一位具有领导能力的人才。
自1937年战争爆发后，林某盛烈士积极参与多个抗日活动， 协助中国抗日， 也防卫新加坡，并与战友炸毁新马长堤，以阻止日军越堤到新加坡。1942年2月5日新加坡沦陷后，林谋盛参加136部队，继续抗日以及收集日军情报。不幸的是，林某盛的身份被揭发，被日军囚禁在马来亚霹雳州的华都牙也监狱里 (Batu Gajah Prison Perak)，严刑拷问后在狱中逝世。
战后的1946年，新加坡的英殖民政府在市政大楼前 (今日称政府大厦) 为他举行盛大的追悼仪式。经林某盛的妻子要求，坟墓则设在麦里芝蓄水池公园。林某盛逝世10周年，于1954年，华社领袖积极筹资为林某盛建造纪念塔，由新加坡第一代建筑师，黄庆祥负责。所在地则由英国殖民政府决定——位于伊丽莎白女皇道的滨海花园。这是新加坡唯一的一座献给个人的二战纪念碑。
印度国民军纪念碑
于1945年7月日军投降前，印度爱国主义者苏八斯 (Netaji Subhas Chandra Bose) 在伊丽莎白女皇道进行奠基仪式，在那里立碑，以纪念印度国民军的 “无名战士”。
在日治时期，日本人以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敌人” 怂恿那些为英国服务的印度军人，去组织印度国民军来对抗英军，以让印度脱离英国的统治，获得独立。过程中，造成许多印度军士的牺牲。
1945年9月，日军投降后，英军重返新加坡。当时的东南亚盟军最高总司令路易斯·蒙巴登勋爵下令把印度国民军纪念碑拆除掉。
90年代，新加坡国家文物局将这个地方标记为历史遗迹。新加坡印度社区筹资在该地点竖立了一座新的纪念碑。2015年，印度总理莫迪访问新加坡时，曾到此处。
想要多了解印度国民军，以及二战的事件，可考虑到新加坡西部的旧福特车厂博物馆参观。
于此同时，不要忘了去参观滨海艺术中心 (就在附近)，或观赏艺术表演！
